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已经20多年了，高校决策者心中也应该有自己的标杆。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有三个方面，一是目标方向；二是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原理；三是具体的方法和措施。我们需要不断反思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

一流大学的教育使命是什么？依笔者思考是要把拔尖创新人才引到前沿。“前沿”并不是单纯地理解为“学术前沿”。对于将来要从事学术的学生，是“学术前沿”，对于将要从事技术的学生，则是“技术前沿”，也可以是“创业的前沿”。任何行业和领域，都有“前沿”。教学也只是在打基础，铺台阶。没有人能预测学生将来从事的具体职业，教学过程是载体，教的内容本身未必是将来一定会用到的，所以也没必要为一种职业设置一个专业。

谁来引导？一定要大师来引领吗？林芳华、励建书是浙江大学数学系走出的“名人”，他们始终感激恩师郭竹瑞。而郭先生自己本身却“默默无闻”，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果。他最大的成就是关注哪些学生是有潜力的，如何让他们的潜力得到发展。很多时候，我们以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作为衡量大师的指数，然后崇拜、迷信。但要论育人的大师，郭竹瑞先生就可以算一个。

大学的科研同样如此，不能成为评判大学的唯一的指标。教学的对象是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人育好并不比把科研指标搞上去更容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和科研相比，周期长，见效慢，要有定力，要有智慧。

就学生群体而言，学生在大学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但是当下的学生面对着课程、考研、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出国交流……人一生可以做不少事，但在一段时间里，只能做好少数几件事。棋圣吴清源曾告诫聂卫平“搏二兔，不得一兔”。

我们该多引导那些具备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认知——哪些是大学期间该优先考虑的？怎样集中精力追求有限目标？数学家比较喜欢先讨论公理，“公理”就是公认且不加证明的东西。笔者设定的公理是，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优先选择做那些未来需要而离开大学以后很难再做好的事情。如果接受这条公理，就可以教会学生自己取舍。这是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责任。

（作者系贵州大学原校长，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