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政壇“旋轉門” 看中國政學關系

原標題:從當前政壇“旋轉門” 看中國政學關系

 

  官員變學者,打破傳統的官員退休模式

  從現有的由政而學的官員來看,不能完全排除個別官員有沽名釣譽現象,但主要還是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官員變學者的動機:興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驅。官員退休后,選擇重新進入高校任教,實現職業身份的轉變,多是出於自身的興趣使然而非利益所驅。這種興趣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退休后的職業選擇,相對於去其它社會機構擔任虛職,抑或去企業擔任“名譽顧問”,更傾向回歸高校進行學術研究,即對“學者”職業的鐘情。二是對所學專業領域的選擇,相對於在任期間所可能接觸的不同領域,更傾向其之前求學時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即對“學術”研究的鐘情。以現中山大學教授於幼軍為例,其在任時身居要職,以其在政壇的耕耘,退休后完全可以選擇去“人大”或“政協”或與他原來工作相關的企事業單位挂個虛職。但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選擇回到母校任教,繼續從事他長期以來感興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重新回到了他的專業領域,這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事實上,高校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相對於其它黨政機構,尤其是企業單位,能夠為這些退休官員提供的所謂“利益”是少之又少。高校既沒有黨政機關所擁有的“權力”,也沒有企業單位所具備的“財力”,能夠為任教人員提供的只是基本的工資福利,所能生成的“利益關系”也遠遠不及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退休官員在作出選擇到高校任教的決定時,應該是意識到這一點的。所以說,他們這種重回高校的舉動,很難說是沖著“利益”而來,而更多的是不忘初心。

  第二,官員變學者的條件:學術專長而非官位高低。官員退休后,能夠重新進入高校任教的,也多是因為他們學術上的專長而非官位的高低。這種學術專長,並不是指在從政期間依靠官位所挂“空頭銜”而生產的“學術成果”——這只是某些“學者型官員”的專用套路,而是指能夠得到專業領域專業人士的肯定,並且在專業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成果。例如現任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的原廣東省副省長宋海,就是長期從事金融與公共管理研究,在其專業領域已經相繼發表論文、著作以及譯著100多篇(部),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現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任教的原中國銀監會主任劉明康,長期從事金融資本以及金融風險的研究,並且牽頭創辦了廣州歷史上首屈一指的高端經濟峰會“嶺南論壇”。由此可見,盡管當前存在著在任官員依靠其政治影響力而進入高校進行“學術鍍金”的現象,但是能夠在退休后政治光環消退條件下,還進入高校任教的,多是具有學術專長。高校之所以接收這樣的退休官員,也多是看中他們在所擅長專業領域中的學術造詣,而非官位高低。

  第三,官員變學者的形式:教學研究而非形式挂名。退休官員進入高校從事教學研究,並不是形式上的“挂名”,而是真正地進課堂,搞研究。這其中有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有專門從事課堂教學的,也有兼顧教學與研究的。如宋海在擔任華南理工大學經貿學院院長時,堅持親自給學生上課。2011年9月,他還為2011級新生上了“大學第一課”﹔現任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的原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則一直堅持帶博士生﹔劉明康、李榮融也都會在學校為MBA、EMBA的學生授課,並且會定期開設專門的講座,與同行以及學生進行面對面的學術交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在高校任教的退休官員,並沒有因為其退休前的“特殊身份”而得到優待,而是真真切切地走進了課堂,踏進了研究所,進行教學與研究。他們接受與其他高校教師同樣的教學與研究任務,並不是人們想象當中挂個虛銜,拿著薪酬卻不做事。這既是這些退休官員向學者身份轉變所必須要接受的現實,也應該成為體現高校教育公平精神的亮點。

  第四,官員變學者的效果:打破傳統而非裝點門面。退休官員願意去高校任教,高校願意接受有一技之長的退休官員,不是為了裝點門面,而是打破政與學傳統界限,可以達到既人盡其才,又可以滿足高校人才需求不足的良好社會效果。首先,它打破了傳統的官員退休模式,擴寬了官員退休職業路徑選擇范圍。官員退休后,不再局限於“實職退休,虛職養老,挂名撈錢”的傳統模式,而是提供了一種新的退休觀和新的退休生活方式,即領導干部作為國家公職人員,同樣只是一種職業,也要遵循職業規律。崗位的變動在職業規律中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因此,對於官員退休換崗甚至是在任換崗都無需引起過度解讀。其次,它打破了傳統觀念上的官場唯政績論,學者型官員在從政的時候,不忘初衷,堅持自身理論專業的研究,並且運用自身所學解決從政過程中所遇到實踐問題。退休后總結實踐經驗,提升專業理論,潛心學術研究,這樣一種“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職業軌跡應該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可。事實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在國外早有先例,並且已經成為一種官員退休常態,最著名的莫過於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其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后進入美國政府工作,退休后到喬治城大學任教,這是對“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一個典型國際范例。

“學而優則仕”與“仕而優則學”應成為新常態

  無論是“學而優則仕”,還是“仕而優則學”,它們實質上是一種常態化的人才流動機制,這種機制是中國官員隊伍對轉型期間的中國社會的一種有效的自我調節。

  首先,要鼓勵“學而優則仕”。“學而優則仕”出自於《論語·子張》,原意是“學習好了,就可以把知識運用到日常事務當中”,后來衍生為“學習好了,便可做官”。《千字文》中便有“學優登仕”的成語。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與世界聯系的愈發密切,對干部隊伍的要求亦越來越高。領導干部不僅充當政策方針的制定者,也是這些政策方針的執行者,是國家能否有效治理的關鍵因素。毛澤東曾經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也有學者認為:“沒有一個高素質、負責的官員隊伍,就無法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 因此,我們必須鼓勵那些有志於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優秀學者進入政界,在為他們提供實現治國理政抱負平台的同時,也借助他們的學術專長為國家的有效治理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人才支持與智力保障。

  其次,同樣要鼓勵“仕而優則學”。“仕而優則學”同樣出自《論語·子張》,原意為“事情做好了,可以總結經驗,從中學習,取得進步”,后來衍生為“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如果還有余力,就應該更廣泛地去學習以求更好的進步”。“學者型官員”的出現,體現了我國社會政治的進步。官員重新回歸學者身份,同樣是我國社會政治的進步,標志著我國人事體制改革在科學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因此,我們不僅要鼓勵優秀的學者進入政界,也要鼓勵有志於在學術研究上有所作為的優秀官員進入學界。無論是在他們任期中,還是在退休后,這都是對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新趨勢的一種適應,也是為促進政界與學界之間人才科學流動而做的一種新的嘗試,應該在社會上形成廣泛的認同。

  最后,無論是“學而優則仕”,還是“仕而優則學”,都應該遵循一定的規則。政界與學界之間的人才流動並不是無規矩的。當前高校已不再是一方淨土,官員利用到高校任職的機會,進行“學術鍍金”,撈取“學術資本”的惡劣行為時有發生。高校學者無心學術,一心謀求仕途升遷,撈取“政治資本”的丑惡現象也不鮮見。如何能夠杜絕這類現象的發生呢?一是要明確政界與學界人才流動的程序規范,什麼人可以由學者變官員,什麼人可以由官員變學者,都應該嚴格按既有的規矩和程序來實施。達不到高校任教所要求的基本學術能力的官員,就不應該讓他進入高校任教,而缺乏黨政工作能力的學者也就不應該讓他踏入政壇。二是要明確官員與學者的身份界線。官員到高校任教時的身份就應該只是“學者”,而不再是“官員”﹔反之,學者踏入政界從政,其身份就隻能是“官員”,而不再是“學者”。要將官員與學者嚴格區分開來,盡量避免在身份轉換時可能產生的角色沖突與利益關系,以減少權力腐敗的發生。

  近年來,雖然官員變學者越來越多,但總體來看依然只是一種少數行為,人們的觀念似乎還並未從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中解放出來。在今后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過程中,人才自由流動的進程會越來越快,“仕而優則學”即官員變學者現象也將成為一種新常態。

  (作者為中山大學黨史黨建研究所所長,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博士生洪汛對此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